人口是经济社会中最具能动性的因素。可以说，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为了提升人的物质和精神水平，发展依靠人，发展为了人。人口既是一个经济变量，也是一个社会变量，而且是一个慢变量。
很多时候，在讨论短期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基本上都是假设人口规模和结构都是外生给定的，甚至不会特别考虑人口因素。当然，短期这样假设是没问题的，但放眼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视野，不考虑人口因素就会损失关键变量，甚至导致最终结果不得要领。在讨论问题时，如果假设最重要的因素是不变的，那么就如同掩耳盗铃。
人口太多是一个问题，人口太少也是一个问题，人口太老更是一个问题。在工业革命之前，马尔萨斯陷阱拖累人类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农业产出增加只会带来人口规模扩大，最终将生活水平拉回到生存线附近。
直到工业革命才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魔咒，很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人口转型，即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人类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甚至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规模不断下降。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时，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也逐渐提高。
查尔斯·古德哈特和马诺吉·普拉丹近年的新书《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对当今很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从经济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集中关注的经济变量是通胀和实际利率，书中的两个关键结论是：人口老龄化的演进会大幅提高通胀水平和实际利率水平。进一步，作者对与利率相关的债务和未来的政策问题进行了有的放矢地分析。另外，作者在书中还讨论了人口对不平等、菲利普斯曲线形态的影响。
一、全球人口“甜头”正在变酸
在讨论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时，人口红利是一个不时出现的概念。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段时期内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较大，儿童和老年人占比较低，即抚养比较低（儿童和老年人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劳动力供给充沛，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很多成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经济体都或多或少地利用了人口红利。然而，人口红利是一个阶段性现象，目前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人口红利的“甜头”正在变酸。
从全球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在1970～2005年间快速增长，当前这一增速正显著放缓；全球抚养比正处于拐点，且有预测认为，现在每一个发达国家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抚养比增速都会上升。令人担忧的是，在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抚养比上升主要是由于人口老龄化所致。
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目前进入老龄化阶段的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较高，是全球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主要经济增长都来源于这些经济体。
在经济学领域，已经有很多学术研究讨论了人口结构转型问题，即人口生育率下降，老龄化不断提升。在这些研究中，基本上都是把养育后代作为经济人效用的一部分，孩子的数量或质量进入效用函数，通过一些假设条件，如孩子人力资本与数量的权衡、养孩防老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程度、人们对闲暇重视程度的提高、养育成本的上升等，最终推导得出生育率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下降趋势。
例如，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Galor在前期的一系列论文和新书《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在人口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随着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一方面女性在家里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会提高，另一方面父母会更重视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去生育更多的孩子，也就是出现了孩子质量和数量的权衡。
纵观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人口演变趋势，似乎少有例外，都出现了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的现象。一些经济体甚至出现了人口规模不断缩小的情况，引起了决策者和社会的广泛担忧。
较为棘手的是，人口的发展趋势并不是政策可以明显左右的，现有的经验看，全球各地区刺激人口增长的政策似乎收效甚微。生育不仅是一个涉及经济激励的问题，更与人们的观念和价值取向相关，多子多福曾是一个时代的主流观点，但个人自由、自我观念也是目前一些人的重要认知。
二、人口老龄化会加剧通胀
作者在书中给出的一个关键结论是人口老龄化将会提高通胀水平。通货膨胀来自被抚养者，通货紧缩来自工人。这个结论的推理很简单，抚养比下降即劳动人口规模扩大具有通缩效应，因为劳动人口会生产出更多产品，提供供给能力，降低通胀水平；当劳动力减少时，生产产品的人口减少，而消费的人口却不断增加，会产生明显的通胀效应。
这一点在制造业中并不一定成立，因为制造业中生产的很多产品可以由机器替代人工，但在服务业中却非常明显，因为很多服务工作是机器不能替代的，必须要人来完成。几年前，日本曾开了一家完全自动化的酒店，但后来有50%的机器人被替换成人工，因为有很多服务工作机器人还是无法完成。
随着服务业劳动力需求增加，人口将由其他产业转移至服务业，并提高整体工资水平，进而产生明显的通胀效应。这实际上就是已故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在20世纪60年代所提出的“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
鲍莫尔病产生的环境是经济中存在生产率增长较快和较慢的不同部门，服务业就是生产率增长较慢部门的明显例子。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人们需求会更多地转向服务业，而有些服务供给效率难以通过技术而明显提升，结果便是服务业劳动力工资显著上升。
根据劳动力自由流动假设，服务业工资提升也会带动其他产业工资上升，最终结果就是从成本推动的角度提高了经济整体通胀水平。
作者在书中专门用名为“依赖性、痴呆和护理危机”的一章来讨论人口老龄化对照料服务需求的增加，作者提到他们因为家庭原因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感触。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更高比例的老年人口将出现痴呆及帕金森等依赖性病症，短期内这种护理照料服务只能由人类来完成，并且不能像制造业一样进行离岸外包。
一种观点认为，自动化将使劳动力从制造业中解放出来进入服务业，从而压低服务业的工资水平，但作者认为，除非科技的发展使服务业出现严重的失业，否则老年护理相关需求会抵消自动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那么，国外移民是否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呢？从开放经济来看，一些老龄化经济体服务业人口需求增加似乎可以通过从低收入、劳动力富裕经济体的移民来解决，但作者认为，全球化的前景并不乐观，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潮起会阻碍人口迁移，有利于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口跨境流动的全球化面临较大的政治障碍，文化和语言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现在已经出现流入发达经济体移民数量下降的趋势。
作者在书中也提到了日本的反例，即日本很早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却一直存在通缩威胁，这也是日本央行的一块心病，挥之不去。之所以日本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大幅上升的现象，是因为日本老龄化过程与全球化深入发展重叠，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很多贸易产业就可以转移到国外，利用全球的富裕劳动力，而不至于对国内通货膨胀产生影响。
但日本所经历的国际环境在未来并不容易重复出现，所以一些老龄化国家出现通胀的结果似乎不可避免。作者在书中指出，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是全球通胀的拦路虎，但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及近几年的地缘政治形势更加棘手，各个国家更加内顾，压低全球通胀的机制已经减弱。
三、人口老龄化会提高实际
利率水平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同样受到供求因素的影响。作者在书中得出的另一个关键结论是人口老龄化会提高实际利率水平。乍一思考，人口老龄化似乎和利率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得出这个结论的逻辑也很简单，从储蓄和投资的相对力量来看，作者认为老龄化会降低储蓄规模，但投资不会出现同等规模的下降，对资金需求力量的相对增强会提高人口老龄化经济体的实际利率水平。
从储蓄来看，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较为复杂，例如，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人们在年轻时期会更多的储蓄，为退休之后做准备；同时，退休的老年人口基本上都是在消费，这部分人群的储蓄水平会越来越少，总体对储蓄的影响要看哪种力量更大。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另一个角度，指出目前一些国家出现的一个现象是结婚和生育年龄提高，这就导致在孩子成年离开父母到父母的退休之间的时间缩短，父母可以为自己退休之后进行储蓄的时间减少，降低了储蓄规模。
但这种推论也存在一定问题，并非必然得出父母储蓄下降，父母在结婚之前开始工作，依然可以正常为退休进行储蓄。而且从孩子来看，虽然离开父母较晚，但孩子参加工作后可以自食其力，并不一定依靠父母供养，也不会降低父母的储蓄水平。
从投资来看，作者从发达国家的情况观察，住房需求将保持稳定，老年人会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孩子成立新家庭将创造新的住房需求，需要进行大规模投资。作者还提到了意大利的例子，老年人会希望住得离医院更近一些，提高城市中心医疗设施附近的住房需求。同时，随着劳动力变得更加昂贵，企业部门可能会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提升生产率，这将会提高投资、进而提升对资金的需求。
作者认为，综合上面两种趋势，储蓄可能出现下降，投资并不必然下降甚至会提高，最终会提高实际利率水平。当然，上述推理只是作者的一个逻辑推演，尤其是老年人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不与孩子一起生活，从而导致住房需求增加，这与文化和习俗有一定关系，具体到各经济体的现实，利率上升也并不是必然出现的结果。
例如，如果因为寿命延长、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文化等因素导致人们更多地储蓄，实际利率就有可能出现下降。实际上，沿着作者的思路更进一步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利率确实提高了，那么是否反过来对储蓄产生影响呢，提高储蓄规模，从而减弱利率上升的趋势。作者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深入探讨。
四、利率提高加剧债务问题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也是债务的成本。前期，主要经济体的低利率导致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庞大，实际利率上升会使债务负担加重，并增加财政困难、施压经济增长，但上面的分析表明，长期人口结构变化很可能会导致利率上升。
那么，如何规避债务危机呢？作者认为，通过经济增长来化解债务的机会渺茫，预期外的通胀、债务重组、违约、债务豁免等途径都不是解决债务问题的有效办法，而在现代经济中，解除债务融资几乎不可能，为了规避债务违约产生的不良冲击，面临实际利率上升的经济体要从债权融资转向股权融资。股权融资没有到期日，红利发放的自由度也较大，规避了债务的刚性约束所造成的困境。
对于中央银行来说，在实际利率上升的背景下，也会面临较大压力。在低通胀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可以维持低利率水平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部门也希望保持低利率，从而降低债务负担，此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在通胀上升的情况下，央行却不得不提高利率，但提高利率会增加财政部门的债务负担，财政部门和央行的目标不再一致。在此背景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也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同时，政府也不喜欢利率水平太高，因为太高的利率会产生紧缩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在选举制国家，会对在位政府的下一次选举产生不良影响。
作者在书中也提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通货膨胀水平较低，全球经济增速较高，这也是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的帮助，但“大缓和”给央行造成了一种幻象，似乎是货币政策的纵横捭阖实现了低通胀的结果，实际上并非如此。未来，人口老龄化产生的通胀压力必然会对央行造成更大的挑战。
五、全球人口变化趋势与不平等
作者在书中也讨论了人口趋势对不平等的影响。1914～1980年期间，很多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出现下降，尤其是二战之后的一段时期，经济增长惠及了经济中的大部分人口。但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现象突出，引发了民粹主义的潮起，并对全球化产生了负面冲击，最明显的事件就是特朗普的上台及其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作者在书中认为技术变革、垄断力量增强和行业集中度提高、全球化和人口趋势是影响发达国家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一些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导致对某些类别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使这些类别的劳动力出现失业，直接导致其收入水平下降，也会导致某些群体的竞争更加激励，例如作者提到，在全球定位系统（GPS）出现之前，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要先认真学习地图并通过考试才能上岗，但GPS使得熟悉城市道路不再是问题，任何持有驾照的人都可以选择当优步司机，出租车行业的竞争也就更加激烈，收入水平也就无法快速提高。
垄断力量增强和行业集中度对不平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厂商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买方垄断，雇主相对于雇员力量更强大，雇员谈判和议价能力低。对于人口对不平等的影响，作者也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移民或产业向发达国家的国外转移，削弱了国内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进而导致工资水平下降。这是一种直观的推理，但这种力量到底多大需要深入探究，作者也承认，他们也可能是错的。
六、菲利普斯曲线形态的变化
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短期内失业率越低，通胀水平越高，菲利普斯曲线在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二象限图形内是一条左上右下倾斜的曲线。但在长期，经人们的预期调整之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负相关关系，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
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的形态决定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关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发达国家尽管实施了大幅宽松的货币政策，失业率也逐渐降至非常低的水平，但通货膨胀就是没有起色，迟迟达不到一些经济体央行设定的通胀目标。当时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政策部门，都在讨论菲利普斯曲线的形态变化以及菲利普斯曲线是否还有效。
作者在书中提出，有大量的老年人在工作和不工作之间进退徘徊，劳动力供给弹性变大，这就会使工资水平不会快速提高，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坦，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关性降低。同时，老年劳动力蓄水池的存在意味着自然失业率也就更低。
自然失业率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在非外力刺激下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称为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NAIRU），在存在老年人口劳动力的情况下，经济可以在失业率非常低的水平下运行，而不至于引起通货膨胀快速上升。
新冠疫情改变了主要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形势，由于疫情对供应链的扰动，通货膨胀水平大幅上升，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通货膨胀水平达到近40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些经济体的中央银行也不得不快速收紧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
目前，美联储快速提高的利率除了对控制通货膨胀发挥作用外，还对金融体系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冲击，以硅谷银行倒闭为开端，金融风险有扩散蔓延之势，目前尚难估计这种负面影响有多大。
七、逆主流而行
无论是关注短期还是长期，在做经济分析和预测时，重要的是不要遗漏关键变量，否则分析的结果必然与现实不符，甚至是南辕北辙。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分析了他们与主流观点的不一致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作者对个人储蓄的变化趋势不如主流观点那样乐观。持久收入假说认为，人会根据长期收入水平来平衡储蓄和消费。但作者认为，老年人口的储蓄会大幅下降，同时年轻人口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储蓄也不会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大，总体来看，经济中的储蓄规模可能会下降。
二是作者对劳动力收缩条件下的企业投资更加乐观。主流观点认为，随着劳动力收缩，企业投资会下降。但作者认为，一方面，在劳动力收缩的背景下，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将会提高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全球化受阻后，一些国家将会推动部分产业回流，这也将提高企业投资水平。实际上，投资上升还是下降，还是要取决于最终需求，脱离需求讨论投资必然得不出明确的结果。
三是主流观点认为人口和债务都将压低未来的增长、利率和通胀。但作者却认为人口将与债务发挥不一样的作用，人口老龄化将提高通货膨胀和利率。主流观点不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关系将出现很大变化，因为这对于低利率和低通胀的预测意味着债务再融资和赤字积累几乎不会引发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但因为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提高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作者认为二者的目标将出现冲突。
人是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变量，是社会前进的最重要推动力量。人口结构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目前全球的一个普遍现象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会逐渐加深。
毫无疑问，人口老龄化是很多经济体面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难解之题。难就难在人口生育率下降、老龄化提升的惯性太强，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人口结构转型也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值得关注和待解的问题。
查尔斯·古德哈特和马诺吉·普拉丹在《人口大逆转》一书中提出了他们关于人口结构变化对通胀和实际利率的理解，算是一家之言，一个逻辑推演，能否出现书中预测的结果，还要看各经济体的实际情况，难以一概而论。但作者的讨论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尤其是我国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要求我们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提前应对。
（来源：经济观察网）